中国戏剧2022:走出“讨好型人格”?******
闫小平
在2022年很多个演出暂停的日子里,不少演职人员仍然在排练厅、剧场里孤独地蹬踏,没有全部打开的灯光下,看得到地面扬尘细小,时时扑起,像北京刮风的冬天微缩在这群人的脚下。在心情烦闷等待改变的时间里,每一日都是这样的冬天,每个人都有过狼狈的笑话,但在改变真正来临的时候,却充满着一种未知的气息。
过去的一年像一根被拉开的皮筋,时间缓慢地被展开,当皮筋突然被恢复原状,会有人被弹痛得猛然惊呼。但这种疼痛简直不能被称为疼痛,那一声惊呼并没有什么意义。剧目一定会越来越丰富、观众的选择会越来越多,就像冬天结束后的大风,微尘、混乱、恐惧都会被压低,在天地都光秃秃一片的混沌中,钟声继续、灯光亮起。
《两京十五日》王晓溪 摄
从某方面来说,2022年的结束,也是剧场这几年一种常态的终结,但剧场面对的并不是一键重启。也有人说,正是这几年外国剧目的缺席,使国内剧目过上了“风光”的日子,这话是有些过于极端了。这几年的演出不断遭受疫情暴击,困境中仍见不断有剧目诚意地与观众共度时光。前后两种不同的外在光彩和内在光亮,于交错中,到底见出不同。
经市场努力多年,不同戏剧形态有了更清晰的观众画像。但在市场艰难的2022年,难免有制作方前仆后继生起引流之心,然而结果往往并不如人意,两两错愕、一别两宽已是最好结果,很少有类型化、垂直化的观众愿意走入制作方所想象的“更开阔或更细分的剧场”,所期待的“观众增量”,自然也是镜花水月。
除了制作方,创作者也不无迷茫。近年流行一个词“讨好型人格”,“如何克服讨好型人格?”的回答得到几十万高赞,都以不同心态逐条对照特征,拍腿直道:“这不就是我嘛!”其中有痛下决心修正性格者,也有揽镜自怜发嗲发痴者。戏剧作品也大有此趋势。作品都是创作者人格的影子,如果年来“讨好型人格”遍地,不可避免创作者中强硬到底、自我到底者日少,以作坊之力,毕工业化之功者日多,试图弥合或者放弃差异,以令观众满足为自己心意,善哉。
但戏剧说到底,总该出现一些在“美好浓情”之外,奇凸崛愣却仍然美好、浓情更浓的事物。观众愿意花数倍于其他文化产品的价格走进剧场,最应该得到的是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连结。戏剧是人心的自觉,是人对世界的自然反应,台上之心如清水见石,台下亦在波漾之中,是剧场至美时刻。心心念念于观众想看什么的人,不如问问自己,你想和观众说什么?
过去一年,做戏者不易,看戏者也不易,以下聊的只是自己看的少部分而已。
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咱们自己的剧院
以老派强硬的实验姿态行走在主流世界中,用幻觉般的乐声、光影、奇景把观众卷入其冷峻的思考之中,这就是易立明导演留给观众的印象。在他这一代导演中,他享受独行,随意漫步,毫无不安之感。
2022年,易立明担任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院长、艺术总监后,却一改往日冷峻之姿,态度如剧院墨绿大门一样沉稳温和,不厌其烦地向媒体阐述剧场和个人、街道、社区、城市的关系,渴盼自己能为观众提供友好邻居一样的关系,并为此而感到满足。“咱们自己的剧院”一语,难得地寻回了艺术的温度感,也令中心成为北京2022年最受关注的新剧场。
《科诺克医生》
但回归导演工作,易立明个性不改,他2022年最令人关注的当属“医学三部曲”,率先推出的《科诺克医生》《我是哪一个》分别用法式喜剧、英式客厅剧的不同方式,内窥镜术般地,将医学题材演绎成对权力系统的观察,甚至试图提出人挣脱权力关系的可能性。
《世界旦夕之间》《两京十五日》:小剧场导演稳步商业剧场
李建军和赵淼都是小剧场成长起来的导演,在2022年沉稳步进商业大剧场。
旧电影搬上舞台一度也是热门之选,但多为情感怀旧的商业制作,倒没想过李建军也做此选择,而且用即时投影、绿幕抠像和预录影像等技术,去包裹上世纪70年代对于今天的幻想。这难免有过时之虑,并不讨好。但李建军用嵌套的形式,通过设计叙事使文本更具意义,把一部电影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剧场作品。《世界旦夕之间》和李建军之前的作品相比,相貌更稳重,但情绪是连贯的,仍在歌唱着普通人劳作的世界和劳作之下的隐秘暗影。
《两京十五日》是开发IP一脉的余热,也是2022年剧场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部IP戏。版权方拆掉高志森的三面LED,掉头180度,请来以肢体成名的赵淼导演,把方向重新拉回剧场。虽然原著党不满原作变得零散,但对于如此长篇幅,且要保全完整故事满足非剧场观众的IP开发,赵淼以意象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佳选择。
黄盈《我这半辈子》易烊千玺入职风波
黄盈直到2022年才排出了《我这半辈子》,讲述老舍的故事,却处处见出黄盈自己。很多台词如果是黄盈本人来说,也毫不违和。在剧的结尾,黄盈虚构了一场常顺(老舍)与父亲在鬼门关相见的戏。父亲没有抚养过常顺,却通过鬼门关前的一句话成为了常顺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下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这样面有愧色。”这种典型的父亲形象,出现在老舍背后,其实是黄盈想要通过《我这半辈子》传递的一份观念:“我觉得人人都有一个终点,你永远无法预料自己是怎么结束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当终点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做到‘不会面有愧色’地走过去。”
《象棋的故事》
《我这半辈子》讲述了老舍前半生的故事。据说,老舍后半生的一部名著本来有望于2023年排演,主演是传出入职风波的易烊千玺。明星入职国家表演艺术团体,多年来常引起争论。从赞叹明星热爱舞台到抨击明星占用体制资源,也是2022年发生的转变之一。其实观众并不低估明星对舞台的尊重,背后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对于个人机会减少的焦虑,对于艺术在艰难生活中必需性的怀疑。
韩语版《骆驼祥子》接受度高各国文化中心放映迭出大招
不少观众看戏(我经常也是),总忍不住要问“好人坏人”,希望能锚定眼前的世界。但看老舍作品往往难以如此,因为老舍笔下的故事,尤其是《骆驼祥子》,和我们贴骨贴肉,我们很少会问自己——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韩国导演高宜雄的《骆驼祥子》却能满足观众“明辨好坏”的需求。正如剧中特有的夸张的台词方式和表演动作,韩版《骆驼祥子》并不把观众在绝望和希望中来回拨弄,而是用一种极为日常感的方式引出满场笑泪。
韩版《骆驼祥子》是通过高清放映的方式和观众见面的。在外国剧目缺席的最后一年,各国文化中心的放映在线上线下持续发力,俄罗斯文化中心线上免费限时观看圣彼得堡戏剧季后,又推出契诃夫之夜活动,“卷”得要命。英国国家剧院的《初步举证》趁着新鲜热辣就“来了”北京。法国文化中心纪念莫里哀诞辰400年活动的放映,让北京观众领略了那种传统得几乎乏味、但实际非常扎实的法国喜剧,彰显了剧作本身的魅力。
《我这半辈子》 李晏摄
鼓楼西的独角戏中间剧场的科技艺术节
2022年,独角戏重新引发关注。鼓楼西剧场先是推出三部“独角show”,然后策划“独角戏戏剧节”。在炎热夏天,《一只猿的报告》《象棋的故事》《吉他男》带来了一股静气,足令人清凉。处于那个时刻的几个戏剧人与其说是占据了一个转折时空上的立足点,倒不如说他们在一个刚刚成型即将消失的世界里,哪怕片刻,也要站立。
演出行业在经历了三年的直播、线上等方式之后,科技艺术节在2022年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更多关注。但中间剧场的科技艺术节在科技+艺术的主题下,一直把对自我身份的探讨作为重点,每部戏既有科技运用于剧场的试验,也有剧场人在当下社会自我发展轨迹的投射,唤醒的是科技设备中,人的自我意识。这种科技烈然有声向温柔无声的过渡,悄然印入了大时代更替的痕迹中,再一次具有了一种符号的意义。
闫小平,青年剧作家,戏剧导演。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来自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的专家观点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古籍具有特殊性,作为文物必须保护,作为文献必须为读者所用,二者存在矛盾。”——解决“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古籍工作的重点,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说:“数字化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1月4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6家单位,在线召开了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发布了6786部(件)古籍资源,可在线免费阅览全文影像。会上,多位古籍专家学者围绕古籍数字资源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
古籍数字化有何迫切性?未来趋势是什么?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数字化平衡“文物性”与“文献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把内部使用的古籍目录卡片摆在图书馆的走廊里,为了完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版本调查,杜泽逊跑到上图,查阅了十几天卡片。夏天高温,他就到馆外买一根绿豆冰糕含在嘴里,再回到馆内查卡片——为查阅古籍文献,要出差到各地,克服各种困难,这是一代古籍研究者的集体记忆。
“从内部使用到目录卡片放在走廊,再到数字资源挂在网上,这个进步是非常快的。”杜泽逊说,国家图书馆为首的几十家图书馆把古籍数字资源放在网上,读者不必直接使用古籍原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保护措施。此外,在线阅览不知道节省了多少人的时间、体力、财力,对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有重大贡献。
兼顾“藏”与“用”,古籍数字化刻不容缓。“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并陆续建成数字方志、碑帖精华等专题库,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王红蕾介绍了古籍数字资源发布的整体情况。2016年,国家图书馆搭建“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发布了国图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家谱、老照片等数字资源,以及天津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许多馆外古籍和海外征集古籍资源。2021年疫情期间,读者远程访问需求增长,为回应读者的“急难愁盼”,“中华古籍资源库”实现了免登录阅览。资源库上线、免登录阅览被学者称为惠及学林的两个重要节点。
2007年以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开展,各地图书馆陆续投入人力物力,大力推进古籍数字化。苏州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接晔介绍,截至目前,苏州图书馆已完成数字化古籍1496部,容量达16.12TB。
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联合39家单位发布古籍资源2.8万部(件),此次是第七次联合发布,6家收藏单位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部(件),不仅有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还有碑帖拓本等特色资源:新增国家图书馆藏古籍数字资源1075部19.2万叶,主要为年谱类、目录类古籍;天津图书馆发布馆藏稿抄本文献165种655册;南京图书馆发布了“清人文集数据库”,共收录清人文集399种,以全本彩色扫描的方式制作成数字影像;云南省图书馆发布馆藏善本63部381册,图像50604拍;苏州图书馆发布馆藏古籍数字资源888部;中山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一批颇具该馆特色的碑帖文献数字资源。
本次资源发布后,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到13万部(件),其中,国图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超过10.2万部(件)。王红蕾说,“中华古籍资源库”已成为全国古籍资源类型和品种最多、体量最大的综合性资源共享发布平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杨海峥感叹,从2016年到现在,陆续推出了13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线查阅免去了往返奔波各家图书馆的时间,缓解了古籍“藏”和“用”之间的矛盾,平衡了古籍的文物性与文献性。
古籍资源既要“用得上”,还要“用得好”
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实施《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正是四项重点实施工程之一。近年来,全国古籍登记工作让3000万册件古籍有了“身份证”,未来,让更多古籍“上线”与读者见面,将是我国古籍工作的一大重点。
“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发布,其实是回归到古籍作为书籍文献本来的性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说,以往,人们说学术的繁荣与学术资料的新发现有关,这种说法是忽视了存世的大量古籍,存世古籍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可以预见,连续的古籍资源发布,将带来宏阔的学术气象。
古籍数字化平衡了“藏”与“用”的矛盾,让古籍资源“用得上”,未来,更要“用得好”。学者们对古籍数字资源的深度利用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浙江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晨认为,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可以更好地呈现资源的利用价值,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就已发布的资源进行深度揭示,进一步打通资源和发布平台,提供一站式检索,将资源聚合起来,这样的利用效果会更好。刘蔷也表示,期待能有一个与古籍数字化资源相匹配的古籍数字目录,以便实现一站式检索。
杨海峥认为,目前古籍数字化发展迅速,百花齐放,各类数据库和古籍数字化平台纷纷涌现,多样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很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应进行协调统一,建立更加规范的数据规范标准,使得古籍数字化的资源有保证,达到方便使用的学术水准。杨海峥说,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专门强调要“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国图联合全国古籍存藏单位把古籍数字资源进行统一与整合,形成公益性平台,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是未来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汇聚、开放、共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杜泽逊说,“期待发布更多的数字资源,最终达到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全部数字化。”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09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