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稳步调涨******
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发布,劳动者工资权益继续提升——
最低工资标准稳步调涨
进入新年,部分地区迎来了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河北将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为2200元、2000元、1800元三档,自今年1月1日起执行;贵州将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为1890元、1760元、1660元三档,自今年2月1日起执行。与之前执行的标准相比,两地各类标准上调90-300元不等,这意味着,一些劳动者的工资权益也将相应提升。
目前,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是什么水平?如何调整?怎样影响企业和劳动者?结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的截至今年1月1日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本报记者进行了梳理和采访。
全国各地啥水平?
——13省份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在2000元以上,近半省份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在20元及以上
随着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部分低收入劳动者会迎来工资调整。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是什么水平?
人社部数据显示,上海市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达到2590元;深圳和北京也在2300元以上,分别为2360元和2320元。此外,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和四川等11个省份的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都达到或超过了2000元。这些省份中,包含了四个直辖市、多数东部省份和少数中西部省份。
看第三档或第四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全国各地大多数在1500元水平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最低工资标准既有月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前者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后者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广东省此前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解读中表示,确定和调整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主要考虑在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个人需承担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因素,同时适当考虑非全日制劳动者在工作稳定性、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福利等方面与全日制就业人员之间的差异。
从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来看,北京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25.3元,为全国最高,其次是上海,为23元。天津、河北、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重庆、四川等地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达到或超过20元。
“工资是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要生活来源,确立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主要用于确保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最低劳动报酬能够满足劳动者个人及家庭基本生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丽宾说。
标准如何调整?
——2021年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已完成一轮调整;原则上每2-3年调一次,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
“本次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自2023年1月1日执行,月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为2200元、2000元、18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为22元、20元、18元。”去年11月末,河北省就发布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记者了解到,河北上一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是在2019年,当时确立的最低工资标准四档分别为1900元、1790元、1680元、1580元,对应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9元、18元、17元、16元。可以发现,本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仅最高上涨幅度达到300元,而且四档变三档。
最低工资标准是如何调整的?依据是什么?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2015年,人社部下发通知,要求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最低工资标准每两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
各地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已完成了一轮最低工资标准调整。2021年,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宁夏、甘肃、山西、辽宁等超2/3数量的省份进行调整;去年,福建、河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等省份进行调整;今年截至目前,已有河北、贵州等地明确调整方案。
在具体操作中,各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最低工资调整。
比如,去年4月1日起,四川省实行新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首次突破2000元。这是四川自1995年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以来,第17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安徽省自建立和施行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先后14次发布和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
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节奏和绝对水平有所不同,但稳步调涨仍是趋势。多位专家表示,调整最低工资是提高低收入劳动者工资的现实需要,对缓解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带来哪些影响?
——对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将起到直接拉动作用;有利于让劳动者普遍受益
最低工资标准适用谁?
根据公开信息,一省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适用于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这意味着,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将给用人单位和部分劳动者带来直接影响。
看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是刚性要求。而且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延长工作时间工资和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看劳动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将起到直接拉动作用。据了解,在剔除加班工资、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等因素后,一些劳动者领取的工资即底薪,实际执行的就是最低工资标准。
但企业用工成本和劳动者收入二者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最低工资标准怎样影响就业市场?不少省份会开展最低工资标准评估工作。
去年6-7月,辽宁省就通过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进行了这项评估工作。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人工成本、劳动力市场、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对劳动者生活保障的作用、对一线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与当地经济发展和物价的关系等,均在评估范围。“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用工形势”“平稳适度”“动态完善”,是不少地方和有关专家都提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关键词汇。
此外,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与之挂钩的一些待遇水平也会相应变动。比如,不少地区规定,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最低工资标准的90%,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病假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还有社保缴纳基数等方面也将随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而相应变化。
“一些社会保障待遇和权益等是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参考的,最低工资标准上去了,社会保障水平也会相应提高,有利于让劳动者普遍受益。”张丽宾说。(人民日报海外版 记者 李 婕)
强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提出了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并就强化审判职能,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提出具体措施,旨在回应中医药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需求,积极推动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防病治病、维护人民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以往司法实践来看,中医药知产案件总体数量偏少、司法解纷选择不足,案件类型集中、保护覆盖不全,审理周期较长、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意见》作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专门文件,既全面覆盖了中医药知识产权各领域和环节,又立足实践需要突出了重点和难点,正是为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解决以往司法层面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意见》出台后有望产生一系列综合效应:一是审判职能得到强化。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有力的司法支撑,《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各级法院优化审判资源,让法官在审理中医药领域原始创新、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案件时,实现“能判、愿判、敢判”,强化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通过纠纷化解机制切实维护中医药创新主体合法权益。
二是提高行业创新的积极性,发挥专利制度共享共建的功能。通过确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加强中医药的专利保护,使中医药企业除了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外,多了一道“专利保护”的选择,这无疑为部分创新型中医药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同时,随着更多的技术被纳入专利制度框架下进行保护,整个中医药产业交流共进的格局将得到进一步打开,这有利于中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革新与进步。
三是有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意见》从司法层面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建立尊重知识产权、有序竞争的秩序,又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珍视、热爱和发展中医药的良好法治氛围,有利于形成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后续还需要做好相关配套和完善工作: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对象,平衡社会公众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中医药领域的典籍是公开的,这是属于公众的财富,而其中哪些技术具有独创性,是属于个人的,需要精准识别。可以说,区分“进入公共领域的中医药知识”和“值得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的中医药技术”是必须先行明确的要点。在准确识别二者的基础上,司法才能既避免错误保护公共领域知识,也避免错过保护值得保护的技术,厘清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
其次,要注重司法的科学性、技术性。强调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目前中医药专利领域创造性不足的事实。对司法部门而言,必要时可以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征求专业意见,以确保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再次,应当完善配套制度。中医药与其他工艺有区别,对中医药而言,国家应结合中医药领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完善针对祖传秘方等对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如建立商标、中华老字号海外抢注预警制度、健全道地中药材地理标志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制度,在现有的中医药品种保护制度下强调行政责任以外的民事救济途径,以及充分利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等。
最后,解决当事人司法保护的积极性问题。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选择司法保护的意愿不强。主管部门可以考虑探索通过政策鼓励的方式,鼓励企业主动开展二次开发与上市后再评价工作,进行专利布局,实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逐步产业化,真正让行业主体重视知识产权,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引导中医药市场良性运行的价值。
(作者:邓 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