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将深刻影响世界******
【中共二十大的世界意义】
作者: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在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既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也离不开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与消费市场之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既有来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红利的对外释放,也将对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实现路径提供范式意义上的经验参照。而就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意义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与深入发展,必将加快推动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高质量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各国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
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新范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化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第二阶段则是共产主义现代化阶段(含社会主义过渡阶段),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总趋势,指明了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科学道路与实现路径。
在人类现代化发展历史上,英国开启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英国的工业革命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马克思曾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全球公认的已完成工业化并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均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不仅长期主导着人类现代化进程,而且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以及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其结果,不仅造成了资本主义本身无法解决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还将本国的现代化尤其是资本扩张建立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掠夺和剥削的基础上,更是当今世界不平等分工和南北差距扩大的最主要根源。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其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并预言资本主义财富不平等现象还将继续恶化下去。而美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尽管肩负着减少贫困、增进共同繁荣、促进全球货币合作,以及确保金融稳定与可持续增长等使命,但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质上都服务于美西方的根本利益,其成立70余年来在消除贫困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方面的实际贡献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存在着巨大差距。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改革与发展为全球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和超大型验证支撑,关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与不懈探索,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准备了基础性条件。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身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成熟现代化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海外华人以及国际有识人士的发展智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付诸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各国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来看,现代化意味着一国或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人生活等领域的全面进步与科学发展,而现代化的动力与支撑条件离不开技术进步、制度完善尤其是治理水平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对中国而言,要在超过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实现现代化,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超越美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适配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牢牢掌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主导权;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深耕生产力发展与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高水平推进为世界提供范式借鉴并形成良性互动。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提高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体系建设过程中,成功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因此形成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思想的新发展理念。
将推动全球迈向繁荣共生之路
中国在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对地区乃至全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溢出效应。
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10月发布的相关报告,2013年到2021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6%,这一数字大大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也高于3.7%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而七国集团同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总和只有25.7%,这说明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88.2亿美元,连续十年位列全球前三。202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79万亿美元,连续五年排名全球前三。此外,中国已同15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发展倡议。2013年至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11万亿美元,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613亿美元。2013年至2021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累计约1.08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286亿美元,涵盖交通、电力等多个领域。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发起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沿线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投融资政策框架,加入双边或多边经济贸易协定,全方位推动了与亚洲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技术合作与人文交流;特别是通过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不仅契合了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投资需求,进而找到了政府与市场、商业融资与开发性融资的有机结合点;而且带动了新一轮产业与技术的匹配性转移,将中国的发展优势、现代化能力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从而奠定了“一带一路”成为广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认可的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初步形成了中国携手周边与世界各国共同打造繁荣共生的现代化新局面。可以说,这是工业化以来,发达国家之外的经济力量首次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承担起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推进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任。这一进程将随着中国先后完成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断释放新的更大发展红利,加快推动各国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届时,我国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将有更大提高,不仅将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主导力量,也将基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全球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12版)
做好政法网络舆情工作的十大创新思路******
寄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平台的普及,各类社会思潮、现实矛盾、群体情绪汇聚网络空间交互影响,网络舆论场愈加复杂多变,依法妥善处理网络舆情、降低负面事件的冲击与挑战,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地政法机关的本职要求。因此,不论是信息公开,还是热点回应,或是政策发布,最终目的是弥合分歧、减少误读、促成共识、增进公信,为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场,政法机关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增强能力水平,提升舆论认可度和满意度。
1 合法性原则需摆在首位
随着法治思维深入人心,舆情处置的法治思维显得更加基本且必要。“依法办理”这一舆情处置关键之道所要求的“规范执法、依法处置”是影响舆情走势最重要的因素。政法机关唯有在依法处置的前提下,在发布内容、时间、节奏等技巧之“术”上采取针对性的舆论引导措施,方能确保舆情态势能快速走出困境。“依法办理”既是舆情处置的关键之道,也是舆论引导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政法机关不能做好依法办理这个“最先一步”,舆论引导和社会面管控这些技巧之术将成为“无本之木”。
2强化舆论阵地意识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大量的网络热点背后其实是社会思潮的较量。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新兴舆论阵地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一些负面思潮的叙事逻辑从宏观转向微观,常常聚焦公众的日常生活,通过采取煽情的路径触发舆论共情心理,导致一些偶发的热点个案被上升到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层面。因此,舆情应对不仅成为舆论引导重要手段,更应成为争夺舆论主导权的前沿阵地。政法机关需要强化意识形态敏感性,依法依规处理好网络舆情,及时消除个案被舆论场赋予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3树立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
随着热点事件的复杂性增加及周期延长,跨系统舆情的连续多年呈现上升趋势,舆情处置工作不再限于某一家政法机关,甚至不限于某一地政法系统。从舆情发酵过程也能看出,舆情治理不止于一家单位、一个地区的责任,执法司法权威与公信力覆盖整个政法系统,一旦某地舆情回应不力,舆论负面情绪会波及并延伸至相关体系内部。换句话说,所有公权力部门都可能面对“塔西佗”陷阱,这就要求舆情处置部门也要树立“共同体”意识。正如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所组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全国各地政法机关需要树立全局意识和协作精神,共同应对舆论压力,共同维护执法司法公信力。
4认清舆论场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在舆情工作中,无论是负面舆情处置还是正面宣传工作,风险意识一直是政法机关强调的要点,需要充分了解相关工作潜在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具靶向地采取措施,推动工作呈现实效。这就要求相关工作人员研判相关风险时,不仅要知其然,提高防范意识,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当前舆论环境充分的了解,进而做出精准的风险预判及研判。只有看清热点事件背后所附着的社会思潮、舆论风向、议题“靶点”,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舆情发酵阶段做出精准研判,在舆论引导阶段明晰重心所在。例如,近年来接连出现多起与“女权”相关案件,其中四川女子“拉姆”遇害案、成都女子饭馆劝烟被泼水等事件均引发极端女权的罔顾事实的“狂欢”。对于这类带有明显议题特征案件,政法机关就不能以普通案件对待,需要及时预判舆论炒作点和舆情敏感点,增加回应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和预判性,以免被炒作势力钻空子、揪辫子。
5适应新媒体时代工作需求
当下我们正处在短视频时代,网络热点舆情事件通过短视频的传播增加了发酵速度与烈度,“发酵快而急”“小事闹大闹炸”的趋向十分明显。而一旦舆情发酵,涉事政法机关面对全网舆论的关注压力,常常会出现回应处置不及时而被网民追打的局面。因此面对舆情急速发酵的情况,如果政法机关还按照往常思路,层层上报等审批,网络舆情已经升级恶化,很容易错过了回应舆情的最佳时机。对此,政法机关需要形成适应网络时代的舆情工作思维,在发现、上报、研判、处置、引导等各个环节建立常态化方案,在突发舆情出现后能够从容不迫,不落后甚至能够跑赢网络舆情的发酵速度。此外,在工作方法上,政法机关也需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分析方法,不断提高舆情工作的主动性和及时性,重视舆情溯源和关键节点追踪,找到舆情推手和背后力量,在应对舆情时更加从容。
6重视情绪管理与疏导
后真相时代,感性主导理性,情绪先于事实。网络舆情实质上是社会不良情绪的富集,负面舆情的爆发很多时候是由负面情绪点燃的,舆情最终能够平息也多是因为情绪得到宣泄和释放。对此,政法机关一方面,在舆情风险研判时需要考虑社会情绪的影响,以免踩中“雷区”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在舆情回应处置过程中,同情当事人的不幸遭遇,关照事件背后的公众情绪,能够有效引导舆论理性表达。例如,2021年5月29日晚,南京新街口发生一起男子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的事件,其中有市民见义勇为被刺伤引发网民关注,在案件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公安对见义勇为人士表达敬意,表态要加强排查整治、严打违法犯罪行为,相关部门专门介绍了“胖哥”救治情况。一系列表态及做法既回应了公众“好人有好报”的朴素情感,也满足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期盼。相反,缺乏情感关怀的通报案例也不少,类似“领导高度重视”“受害者情绪稳定”“情况不便透露”常常招来嘲讽批评,删帖、封口更是堵住人们释放情绪的渠道,必然适得其反。
7不回避舆情、不盲从舆论
舆情并不都是真实的民意,被流量操弄的伪舆情和假民意,具有迷惑性,虚高热度容易令政法机关手忙脚乱,一不小心就被舆情带偏,脱离依法依规处理的原则和底线,反而使自身负面缠身。近年来一些地方在网络舆情处置中出现“按闹分配”“不上热搜不解决”等不良倾向,变相鼓励了网络水军和自媒体制造舆情倒逼官方处置的现象,其中的反转舆情不仅滋生网络暴力加剧舆论场失序风险,还消耗政法机关的精力与公信力。因此,政法机关对于热点事件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兼顾法理情的有机统一,确保处置工作经得起舆论检验和时间检验。
8建立舆情风险研判会商机制
近年来,网络舆情已成为公众对现实社会情感和态度的一种常见表达方式。政法舆情作为网络舆情的一个重要分支,也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而备受社会舆论的重视。在舆论看来,政法工作代表着公平正义,由此引发的舆情能否有效处置也与公平正义密不可分。因此,各级政法机关在出现涉政法舆情后,其应对水平较之以往也有了明显提升。但要看到的是,政法机关在面对千差万别的涉政法舆情时,仍将重点放在“应对”二字上,缺乏对舆情本身生成发酵的原因深入分析,在回应、引导和处置层面无法采取针对性措施,这也就导致出现回应缺乏重点,引导方向出现偏离等情况,使得舆情并未因“应对”而平息。因此,政法机关在处置涉政法舆情时,需将重心放在如何做好回应、引导工作上,而非简单停留于“应对”层面。
9强化有效信息供应原则
突发事件发酵速度快、信息量集中、话题扩散频繁,在信息真假不明、传言流行的时候,公众最希望看到来自官方的声音和态度。可以说,舆情工作的效果好不好,很大程度在于信息供给到位不到位。如果官方信息供给不透明、发布不及时,网民根据舆论场现有信息的误导或自身想象,很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给舆论引导工作带来挑战。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发声权的全面下沉令更多人具有“发布者”的能力,足以影响整个舆论场的信息供给格局。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法机关作为处置主体,需要坚持高效率、高质量、动态化的信息供给方式,尽力放大己方的声量与覆盖面,压缩“竞争者”的影响力。此外,在处理热点事件的衍生舆情或二次舆情,由于此前的舆论势能积蓄,舆情再度喷发时的烈度与广度可能更胜以前,更需要处置部门准确掌握公众情绪、精准回应舆论关切,以稳定、有效、及时的信息供给稳定社会情绪,进而进行舆论引导。
10坚持舆情工作闭环思维
闭环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有效的舆情管理,形成一个连续、封闭的处置回路,确保舆情处置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有效衔接。当前,政法机关对于舆情的重视程度普遍较高,组织了专业力量进行网络舆情监测,为防范敏感信息发酵成热点事件发挥出重大作用。但是,目前在实践中,各地相关部门仍有“重开头轻后续”的处置倾向,即舆情发生之后或者发现舆情苗头之后,基本都能比较迅速地介入并作出回应,能够从程序上完成政务公开的基本“规定动作”。但是首次回应之后,后续处置往往不太理想。一旦舆论关注度降低,网民被其他事件吸引而不做关注,那么涉事部门很容易转而放任舆情“敞口”,导致风险持续存在。因此,良好的舆情处置工作应当建立健全的闭环舆情机制,做到从预警发现到处置善后的全环节覆盖。具体而言,就是在整个处置过程中,政法机关需要密切关注事件发展动态,加强舆论场信息和网情民意的收集,对公众的关注焦点和诉求出现的新变化保持敏锐的感知度,并及时作出审时度势的处置和反馈,以实情工作促使舆情降温。
(作者:法治网舆情中心 编辑:彭晓月 刘思源)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