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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新加坡唐人街。Newscom/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刘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即“本土化”与“跨国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的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华人新移民还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新加坡民众来到寺庙向观音菩萨祈福。NurPhoto/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同乡会等社团。传统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合作等。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以前者更为显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称，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华人在新加坡跳广场舞。朱迪锋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华人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其经典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学生参观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基地——新加坡晚晴园，了解辛亥革命历史。苏丹 摄这种变化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的牵绊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母籍贯标识，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民众和社团的反馈后，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的传统)；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的边界——跨国文化、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新媒体时代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思考****** 国际传播能力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如何加强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先要解决好中国故事“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的现实问题。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的广泛渗透，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我国在国际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发生巨大转变，全面、深刻地影响着当今国际传播格局及未来走向。 国际传播主体趋于多元化和广泛化 从媒体讲故事到全民讲故事。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电视、广播、期刊等主要传播媒介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主要渠道。由于时间、空间、资源、成本、技术等多方面原因，传统媒体议题设置较为严肃、传播方式比较单一、社会组织及群众的参与度较低。而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国际传播处在一个更为“自由开放、多元平等、多向交互”的网络空间，数字化媒体有效解决了传统媒体时空受限、资源集中、成本高昂等问题。新媒体平台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还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受关系，人民群众不再只是信息接收者，还成为体量最大的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总体而言，我国借助新媒体开拓国际传播新局面具有两大优势：一是我国的互联网用户基数远超其他国家，普及率也领先于全球水平，这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群众基础；二是全球互联网普及率增速迅猛，网民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中国故事所辐射的受众面将越来越广。简言之，在新媒体时代，讲中国故事的人和听中国故事的人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将在国家形象建设和国际传播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主体作用。 从中国讲中国故事到世界讲中国故事。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灌输的模式，还颠覆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独家垄断的局面——一方面，为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外交流传播开拓新渠道；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宣介中国创造新机会。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信息被高度碎片化、去中心化、冗杂化，信息来源变得复杂多样，国际社会对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领导人、社会组织，以及明星、网络名人甚至是普通群众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的关于中国的言论，都可以为我所用，为塑造我国国际形象提供助益。 在某种程度上说，相比于中国讲述自己的故事，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或许可以成为国际传播中出奇制胜的一招。一方面，以国际社会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可以促进中国文化输出方式从刚性向柔性输出转变；另一方面，可以拓展消息流通渠道，扩大故事的覆盖面，真正做到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了解中国。以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例，英国广播公司、泛非通讯社、印度时报、美国道琼斯通讯社、巴基斯坦国际新闻社等世界各国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各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通过网络平台向中国政府及人民表达祝贺，中国成功消除贫困的消息迅速辐射至全球，成为热议度最高的话题之一。由此可见，新媒体背景下，在开放性的网络平台上，让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既是中国扩大对外传播效力的方法和策略，也是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与结果。 国际传播内容趋于简明化和微观化 为充分体现我国文化观、价值观、发展观，建立良好国际形象，传统媒体通常会选择宏观立意深刻、最具国家代表性的内容作为国际传播的内容题材，例如以国家政治改良、历史演变、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经济建设等为主题的著作、影视剧、纪录片等。不可否认，这类知识产品不管是在过去、当下，还是未来，都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和积极的引导作用，但这类内容在新媒体传播生态中并不具备流量竞争优势。 受当下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方式的影响，网民接收信息的习惯逐渐趋向碎片化、浅表化和娱乐化，且追求效率，因此，内容充实且精简凝练、信息丰富且直观明了的形式在吸引流量方面占据明显优势。伴随全球掀起的短视频热潮，“微创作”已成为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主流形式，用户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上的社交软件即可完成内容创作、上传及阅览，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 相比以往官方严肃的对外宣传风格与内容题材，如今多元化的传播主体丰富了内容创作的视角，生活化、亲民化的内容为广大网民所喜闻乐见。以微观视角为切口，通过鲜活的画面反映我国人民生活日常，通过见微知著的方式让国际社会切实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社会的进步。 以李子柒为例，她作为一位短视频内容创作者，凭借优质内容在国际上成功“出圈”，其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与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相当。然而，观其内容题材，并未直接宣扬中国文化，而是以中国传统美食等为主线，从小农户的视角围绕衣食住行做文章，描绘出一幅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图景。国外网友纷纷表示，李子柒视频中呈现的中国乡村风情和传统文化令人心驰神往。正如央视新闻的点评，李子柒没说一个夸中国好的字，但却讲好了中国故事。优秀短视频作品足以担当起文化输出的重要使命。 国际传播方式趋于互动化和精准化 从单向灌输式传播到多向互动式传播。信息的单向灌输是指信息从发出端到接收端单向流通，且在传播过程中内容不会出现增加、删减或变动，这是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最大的特点之一。新媒体传播则大不相同，信息在网络上流通时，网民可以通过转载、评论、发送弹幕、点赞等方式实现与信息发出者及其他信息接收者不限次数的实时交流，进而形成多向互动的传播模式，所有互动内容都会被平台记录并公开呈现给后续观看的人。这意味着，信息在流通过程中会因为多方的互动参与不断累积，受众可以从他人的评述或与他人的讨论中获取新信息；传播主体可以通过各种数据实时监测内容的传播效果，并从受众的反馈中总结经验，为以后的内容创作提供借鉴。 从“广撒网”式传播到精准传播。内容再优质，如果传播不精准也会造成无效传播，达不到文化交流的目的。网络信息技术成功打破了信息产品难以匹配潜在受众的窘境。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新媒体平台可以进行用户画像，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的特征、喜好和需求，推送满足用户需求的信息，从而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促进新媒体赋能国际传播的思考与建议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参与故事创作、分享与传播，世界也能通过新媒体平台了解更多中国故事。因此，促进新媒体赋能国际传播，对传播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推动我国外宣实践不断开拓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引导更多群众参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新媒体技术和平台为大众参与国际传播创造了机会和可能性，但如何激发群众主动参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要想发挥国际传播中的群众力量，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人有意识地参与文化产品创作。例如以企业、机构、学校等为单位组织文化产品创作比赛，并按照员工或学生的特殊需求予以相应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再如开设国家级文化产品网站，公开表彰和展示优秀文化产品，从而激发民众的创作动力等等。 建设人才队伍，为国际传播事业打造主力军。让群众有能力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化产品是发挥群众传播优势的关键。大多数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的内容都具有即时性、零散性、随意性的特点，内容缺乏深度、文化价值导向不明显、表现手法不够成熟、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要想真正发挥群众的文化传播价值，就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培养新媒体传播人才，优先打造传播主力军，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内容指导、技术培训、文化教育、资金扶持等，为大众参与对外传播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不断挖掘新的人才，少数带动多数，逐渐壮大人才队伍，促进广大群众切实参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 建立传播效果监测与评估机制，为改进国际传播路径提供经验借鉴。建立系统化、标准化、定向化的效果监测机制与评估机制对于促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国际传播的主体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样，覆盖更加广泛，整个传播体系更为复杂和庞大，有必要通过系统监测传播效果来把控国际传播的整体方向，把握网络舆论环境的整体态势。通过建立统一的传播效果评估标准，引导和规范政府和民间的文化产品创作，借助大数据收集海内外受众的评价与反馈，分析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发展现状和现存问题，不断总结文化传播经验，为日后改进和创新国际传播路径提供借鉴。 加强新媒体赋能，促进传统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更好发挥作用。新媒体是顺应全球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面对新兴技术的冲击，传统媒体必然面临转型和升级难关。尽管如此，传统媒体在某些方面依然具有独特优势。相比于新媒体，传统媒体发展时间长，拥有更深厚的市场基础、更成熟的传播理念和运作模式。此外，相较于流量大、流动性强、内容更迭快的新媒体平台，依托于传统媒介的国际传播产品往往内容更加饱满，更具思想深度，更有研究价值，也更容易打造品牌优势。因此，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迅捷、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特点，加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赋能作用，借助新媒体运营加大对传统媒体产品的宣传，补齐传统媒体传播慢、流量小、覆盖窄、互动性弱的短板，充分调动传统媒体的资源力量，更好地发挥传统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作者：罗慧芳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科研管理与国际合作部副主任、治国理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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